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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几个关键机制问题

来源:教科文卫委 作者:伊飞 2018-11-09 17: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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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几个关键机制问题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

  2018年11月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我省加快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意义重大。

  今年下半年,我们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现将调研情况向省委报告如下。

  从下面的几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全国第15位上升到2017年第12位。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2017年为8119.95亿元,同比增长14.7%,是2007年的9.6倍,高于同年GDP增速6.7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5.0%提高到2017年的23.5%。

  ——已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截至2017年底,共有3153家,在全国排12位。

  ——高新园区布局。实现了省级高新区在全省14个市州的全覆盖,国家和省级高新区从2007年7家增加到32家。其中,国家高新区8家。

  同时,调研中也了解到,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为:

  一是,高新技术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2017年,我省专利授权量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02%、中部平均水平的89.79%,位居中部第四位。

  二是,高新区集聚放大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我省高新区企业数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43%、中部平均水平的91.84%。高新区实缴税费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2.27%、中部平均水平的97.86%。

  三是,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3.80%、中部平均水平的92.40%。

  造成上述差距和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如何破解?

  经过调研,我们深刻体会到,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经过调研,我们进一步摸清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人才激励、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等三个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人才激励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人才激励是核心。人才兴,产业强。没有人才的创新创业,产业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人才激励方面,有三个主要问题应该予以重视。

  (一)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离岗创业的问题

  国家和我省对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均已有明确的政策。目的是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走出去,加快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高校、科研院所都认为,国家和省里出台鼓励离岗创业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对于落实这个政策,大都持谨慎态度。在政策落实上,大致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原则上不鼓励。比如,湖南省农科院,对于在编人员离岗创业原则上不鼓励,特殊情况需要个人申请、党委会研究、主要领导审批。

  一种是鼓励但控制比例。比如,湖南农业大学要求,离岗创业人数需控制在学校教师数的3%以内。

  从我们调查的11家高校、科研院所情况看,实际离岗创业的科技人员,并没有出现“井喷”现象。11家中,有4家单位目前没有离岗创业的人员,另外7家有离岗创业的人员,平均每家不超过5人,有3家单位甚至只有1人。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面临三个压力:

  1、编制的压力。按照规定,符合政策的科技人员离岗不退编,在编不在岗。在总体编制受控的条件下,无形中加大了所在单位在编制上的压力。

  2、经费的压力。离岗创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单位缴纳部分,均由原单位缴纳。这笔费用对于高校、院所,尤其是差额拨款单位,带来了很大压力。比如,湖南农业大学每年为8个离岗创业科技人员缴付的保险和公积金费用约20万元。

  3、评价的压力。按照规定,原单位在职称评审、岗位聘用时,对于离岗创业人员在创业期间取得的业绩和成果,可以作为重要参考。而对于非离岗创业人员,只承认署名所在单位为第一单位的业绩和成果。认定标准的不一致,造成不公平,一定程度上挫伤没有离岗创业人员的积极性。离岗创业的科技人员本身,也担忧离岗创业在评职称时吃亏。担忧创业和本职工作两头落空。尽管明确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实际很难操作,一个萝卜一个坑,回来后很难安排,三年时间也难出成果。

  为此,我们建议:

  1、以积极稳妥的态度来推进离岗创业政策落实。国务院今年出台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高科研绩效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支持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开展研发和转化,并未提到离岗创业。因此,对于科教类事业单位应该实施差异化分类指导,尽快出台离岗创业实施细则。

  2、进一步压实高校、科研院所的主体责任。一是对于申请离岗创业人员,要加强审批。二是要围绕离岗事项、离岗期限、基本待遇、保密、成果归属、双方权利义务等方面,建立健全本单位的离岗创业管理制度。三是要结合事业单位改革的人员分流,统筹考虑离岗创业的问题。

  (二)高校引进人才与培养本土人才的问题

  当前,全国各地抢人才大战愈演愈烈。我们在调研中也重点关注了这方面的情况。目前,高校在引进人才过程中,有些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一是,将人才“帽子”与物质利益简单、直接挂钩。现在国家级和省级各类人才的“帽子”较多,引进人才演变成了抢“帽子”大战,只要是戴着“帽子”,除了提供科研启动费、安家费,年薪就比本土人才高一倍乃至几倍。中南大学引进的千人计划人才,年薪80万,“长江”和“杰青”年薪60万,而校内二级教授年薪人均40万。湖南农业大学引进我省“百人计划”的专家,年薪50万,而同层次本校教师入选学校“1515”计划的,年薪则为5-20万。这种做法,让本单位的同层次优秀人才心理失衡,心寒难免。高校的同志说,这是“招来女婿气走儿”。

  对于“招来女婿气走儿”的现象,很多高校也表示出了无奈。一方面,是“双一流”建设的有关指标所迫,自己没有那么多“帽子”,只好引进。另一方面,置于抢人才的大潮中,别人都这么干,自己不干,就会越拉越远。所以就竞相“加价”,你出50万,他出80万,我出100万。这样,无形加大了学校的成本,也导致戴“帽子”的人才这山望着那山高,忙于“讨价还价”, 有的甚至期望通过“多次跳槽”实行屡次加薪,不能潜心科研,违背了引进的初衷。

  二是,有关引进人才政策的普惠性不够。在调研时,驻长部属、省属高校对此意见比较集中。比如,长沙出台的人才新政中,对于A、B、C、D类高层次人才认定的范围限定在长沙市用人单位工作,部属、省属高校引进的人才不在认定范围内。而同时,长沙市购房政策又规定,入选A、B、C、D类高层次人才享受长沙户籍购房政策,在申请公积金贷款方面,购买首套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缴存时间限制。

  为此,我们建议:

  1、统筹整合省级层面相关人才计划。随着现在各级各部门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各种人才支持计划和“帽子”也多起来,科研人员忙于申报各类人才头衔。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我省有的科研人员入选了省科技领军人才,同时还入选了新世纪121人才工程、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又是芙蓉学者,存在着重复支持的现象。

  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整合各类人才培养计划,针对不同支持对象科学设置科技人才计划,科技人才计划突出人才培养和使用导向,明确支持周期,人才计划项目结束后不得再使用有关人才称号。建立人才项目申报查重和处理机制,避免同一人才列入多个类似人才项目。主管部门、用人单位要逐步取消入选人才计划与薪酬待遇和职称评定等简单直接挂钩的做法。

  2、引进人才方面,要从引进个体为主向引进团队为主转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有一些引进人才目前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存在引进前响当当,引进后寂无声的情况。究其原因,之前的成绩依托的是所在的团队,个人在其中才能如鱼得水。独自一人来到新的科研环境,难免“水土不服”,需要一系列的协同配套,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期”,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依靠高薪就能解决的。

  从我省人才发展的布局看,团队已经列为发展重点。《湖南省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的第一条就是支持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团队发展。建议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实,尤其是在自创区内的一事一议支持创新团队的政策力度。广东对于新引进并符合条件的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经认定为“珠江人才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的,省财政可给予最高350万元购房补贴和每年最高100万元生活补贴,同时按规定享受各类人才服务政策。

  我们可以参照广东“双引进”的做法,将引进顶尖团队与顶尖人才紧密结合,统筹考虑,一并支持。

  3、加大对本土人才的重视和培养力度。我省当选的两院院士,基本上是本土培养的人才。获得国家奖的第一完成人,也基本上是本土培养人才。因此,这支队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一方面,应扩大支持数量。上海每年支持领军人才和青年人才都是100名,浙江也是60名,支持每人100万连续支持3年;另一方面,对引进高端人才享有的优待政策,应该逐步惠及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

  4、探索建立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培养补偿机制。人才具有流动性,但是,针对目前的抢人才大战,我们要认真对待无序的人才竞争的问题。这种无序的人才竞争,可能加剧不同地区间和各创新主体之间的不平衡,拉大区域之间和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差距,扰乱良性创新文化生态。

  因此,中办、国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的意见》(中办发<2018>37)中,就明确提出,逐步建立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培养补偿机制。

  我省可以进一步结合实际,尽快落实。通过建立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培养补偿机制,在高层次人才流动时,保障为人才培养付出努力和成本的一方的基本权益。这个补偿,主要应包括人才本身的价值、人才引进成本(如安家费等)和人才培养成本(人才培训进修等)等。这样做的初衷,并不是指望从补偿费中获益,只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约束人才市场的不正当竞争。同时利用这笔经费,提高对现有人才的资助补贴。

  5、充分发挥创新平台对人才的聚集效应。美国能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主要是因为有像劳伦斯伯克利、阿贡、橡树岭等国家实验室面向全球开放、能吸引大量的优秀科研人员,已有1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过或开展过合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在获批淡水鱼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后,依托这个平台先后引进培养了8名国家“千人计划”、省“百人计划”专家和青年英才。

  对于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青年创新人才来说,好的发展平台和成长空间远远比几十万元的安家费或上百万的科研经费更具吸引力。因此,建议我省可以适当从直接支持人才到支持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转变,依托重大标志性创新平台的建设,来聚集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三)企业科技人才激励的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

  1、民营企业科技人才职称评审的问题。

  现在,民营企业对于核心技术研发人员职称晋升,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参与政府有关部门咨询、论证、评价的需要。从中央事关科技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看,已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在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在项目评审、预算评估、结题验收等环节更多吸收民营企业专家参与。而要真正参与其中,往往需要高级职称。

  第二,享受有关人才政策的需要。我省有关人才引进的政策,也往往与职称挂钩。比如,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中,就明确企业引进的人才,如果要将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户口迁入企业所在地,就需要取得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职(执)业资格;

  第三,组建有关科技创新平台的需要。国家和省级的各类创新平台,往往对团队的职称有具体的要求。比如,我省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 60%。

  民营企业反映,核心技术研发人员职称晋升评定困难。比如,华时捷环保科技发展股份公司的一位技术副总,是长沙市认定的C类高层次人才,拥有20多项技术发明专利,获得过湖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目前仍然是助理工程师职称。公司通过“湖南省特别优秀人才高级职称”申报途径曾经为该副总申报了高级职称,但在实际评审中没有通过。

  我们了解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在的职称评审,主要是针对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对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虽有一定的渠道可以参加职称评审,但是面窄量少;同时,在职称评审指标设置方面,虽然发表论文不再是必备条件,但仍然是重要条件。企业的科技人员没有更多的时间发表论文,难以达到这个重要条件。

  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畅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进一步扩大中高级职称的数量,民营企业特别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直接申报参加高级职称评审。

  第二,对于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新经济组织、新业态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要科学设置评审指标,进一步突出实际能力和业绩贡献,将发明专利、成果转化应用与论文指标要求同等对待。

  2、高技能人才的问题。

  高技能人才缺乏的后果与高端人才缺乏的后果一样严重。我省正在建设制造业强省,迫切需要一大批在生产一线的高技能人才。现在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一些有学历的年轻人不愿在制造业当技术工人,制造业企业招收技术工人比较困难。比如,学电子的技能人才不愿意到制造业企业就业,宁可去移动通信企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高技能人才断档的问题。

  二是,高技能人才待遇偏低,晋升通道偏窄,成长激励不明显。我们和人大代表座谈时,北汽株洲分公司的吴瑞华代表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本人是株洲市认定的高技能人才,每月收入扣除社会保险后,实发只有3000元左右,比班组长低1000元左右。幸好株洲市给高技能人才每年补助20000元,连续补助5年,这样才略微缓解了他的收入压力。他所在的总装车间共有7个高级技能人才,担任班组长的只有2人。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鼓励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定向培养高技能人才。这方面,有的企业已经在做了。比如,博世汽车部件(长沙)公司与湖南工业职院合作举办订单班,新生入学进行选拔,每届10-20人。经过3年培养,通过考核就可拿到AHK证书(德国权威认证证书,已成为通行于欧洲和世界的技术等级证书)。毕业后,到公司工作(按协议至少工作2年),经过锻炼大都成为班组长的一线管理人员。政府有关部门在政策设计上,应进一步引导和支持类似这样的合作办学,对于合作办学的企业建立的实习实训基地,可以进行资助。

  第二,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收入待遇。目前,制造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薪资吸引力不够的现象,尤其是国企,又受工资总额的限制,客观上造成了高技能人才待遇偏低。前面所说的吴瑞华代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基于这种现实,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在人才培养引进方面,高层次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要“两手抓”。对于高技能人才,我省的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已经有了部署安排,提出建立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晋级补助制度,这对于有效弥补高技能人才工资偏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应该尽快完善操作细则,加快落实落地。

  第三,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合力打造好“湖南技能大赛”品牌,着力完善竞赛布局,创新竞赛形式,提高竞赛质量,丰富竞赛内容,推广竞赛成果,着力培育湖湘工匠,服务产业发展。尤其是要形成大力表彰湖湘工匠、弘扬工匠精神的浓厚舆论氛围,让高技能人才有崇高的荣誉感,有很高的社会认同感。

  二、协同创新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协同创新是保障。产业发展需要高效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这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在协同创新机制方面,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一)政策之间协同的问题

  一是,在省级层面,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时,有“层层加码”的现象。比如,关于高校、科研院所领导班子成员兼职的政策。中组部出台的政策中明确,高校、科研院所领导班子成员,经批准可兼任与本单位或者本人教学科研领域相关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等职务。其中,对于非正职的领导班子成员、院系所及内设机构领导人员,经批准也可在本单位出资的企业或参与合作举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兼职,并没有要求兼职的同时辞去领导职务。而我省《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则要求高校、科研院所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双肩挑”人员、所属院系所及内设机构领导人员,申请兼职应辞去领导职务。

  二是,在创新主体层面,贯彻落实政策有不到位的现象。比如,科研经费政策,虽然省里出台了20条,针对野外考察、社会调查、心理测试等特殊科研活动发生的餐饮住宿、数据采集等各类费用,项目承担单位应制定特殊科研事项报销细则据实报销。但是,有的单位在实际操作时,没有发票还是无法报销。再比如,国家和省里都出台了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政策,但从我们调查的11家高校、院所情况看,目前只有3家单位出台了相应的实施细则。

  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创新政策联席会议制度。依托创新型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在政策设计之初,将科技、财政、教育、人社、国资、审计、监察等部门纳入进来,联手制定政策。建立健全政策协调审查机制,组织开展政策清理,及时废止有违创新规律,阻碍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的政策条款,对各部门新制定政策是否制约创新进行审查,对政策执行绩效进行实时评估。

  2、完善鼓励法人担当负责的考核激励机制。以科研机构评估为统领,协调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相关工作,形成合力,压实项目承担单位对科研项目和人才的管理责任。主管部门在对所属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考核时,应当将落实国家和省科技体制改革政策情况作为重要内容。对于落实科技体制改革政策到位、科技创新绩效突出的高校、科研院所,在申请各类科技计划和人才项目、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布局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基地、核定研究生招生指标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

  (二)科技厅与高新区管委会之间协同的问题

  根据《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条例》的规定,科技厅对高新区管委会履行业务指导的职责。

  从调研情况看,科技厅与高新区管委会之间的协同还不够。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业务协同方面,目前集中在高新区的设立、升级、高企认定、科技项目立项、科技政策培训等环节,而在分类指导、考核评价、奖优罚劣等环节协同还不够。

  二是,在高新区管委会党政一把手的任命方面,在延伸考察时,没有征求科技厅的意见。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新区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因此,必然要求高新区管委会党政一把手富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具备深厚的科学素养,具有真抓实干的本领。

  我们对全省高新区管委会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做了一个基本调查。

  调查发现,在已获知专业背景的15人中,仅有3人拥有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2016年以来调整到位的占61%。在12位国家高新区党政一把手中,2016年以来调整到位的占83%;任现职之前为街道、乡镇党政一把手的占比57%;任现职前有企业管理工作经验的仅占4%。调查还发现,任现职之前为市、县(区)政府部门一把手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来自于科技部门。

  为此,我们建议,可以考虑比照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设置,成立省委科技工作委员会,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理由如下:

  一是落实中央精神的需要。中央财经委第二次会议提出,要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科技领域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一大批能够把党和国家的科技政策贯彻落实好的组织型人才,成为领导科技工作的行家里手和科研人员的知心人。

  二是,有参照的对象。陕西、天津、重庆、上海等省市都成立了省(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与科技厅合署办公。

  科技工委的主要职能,包括协助高新区所在地党委、政府管理管委会党政一把手,统筹省属科研院所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配合省委组织部做好科技领域干部队伍建设等。

  2、科技厅进一步加强对高新区的分类指导。建立健全高新区综合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加强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

  考核评价结果经省政府同意后,向有关省直部门和各高新区所在地政府通报,并按干部管理权限提供给组织部门,作为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参考。

  按照奖优罚劣的原则,对高新区实行动态管理。对评价结果排名前列的,给予奖励;对于排名最后的,予以通报和约谈;对于连续两年列最后的高新区限期整改。整改达不到要求的,进行撤并整合。

  三、成果转化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成果转化是目标。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高新技术成果的高端供给。无论是检验人才的活力,还是考察协同的效果,最终还是体现为成果转化的成效。

  在成果转化机制方面,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予以重视。

  (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的问题。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现在,全国上下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国家发改委联合科技部、工信部等部委,于今年4月份出台了《关于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的意见》,浙江省也于2017年5月率先在全国出台了《关于加快首台套产品推广应用的若干意见》。

  调研中发现,企业对于这项政策都持欢迎态度。同时,也向我们反映了我省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认定范围偏窄。国家的认定范围则包括前三台(套)或批(次)成套设备、整机设备及核心部件、控制系统、基础材料、软件系统等。浙江省的除了首台、首套或首批次装备外,还包括了首批次系统、软件。而我省对于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范围是经用户初次使用或企业自制自用的成套技术装备、单台设备或关键部件,没有包括控制系统、基础材料、软件系统等。

  二是,政策设计尚不完善。国家首台(套)政策涵盖了研发创新、检测评定、应用示范、招投标、政府采购等诸多方面;浙江省的首台(套)政策也包括招投标、政府采购、财政金融、精准服务等四个方面,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支持体系。而我省目前主要是认定与奖励,与国家和浙江的相比较,在政策设计上,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目前只有通过认定的名单,没有制定首台(套)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再比如,在政府采购方面,目前只针对纳入《湖南省两型产品采购目录》的产品,明确了具体的评审优惠,对于首台(套)没有明确的首购政策。

  三是,企业享受已有政策不充分。从我省首台(套)认定条件看,要求提供“省级以上具有资质机构出具的产品检索查新报告、产品鉴定证书或质监局检测报告”。对于这条规定,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公司反映,工程应用上的设备大多为非标产品,没有相应的质检标准和机构,导致很多新产品无法申请首台(套)认定。从招投标实际操作看,三诺生物传感公司反映,我省医疗机械产品招标采购难以进入省内医疗机构,该公司多项血糖监测产品入选了两型产品目录,但在医院采购招投标时,未作为入围硬性要求或者加分项,企业没有享受到有关政策优惠。

  为此,我们建议,落实好《关于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的意见》,参照浙江省的《关于加快首台套产品推广应用的若干意见》,加快出台我省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的意见。同时,抓紧修改2012年出台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与奖励办法。

  (二)创业投资的问题。

  无论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还是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创业投资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我省高新技术企业受到投资青睐。全省通过科技部审核的58家创投机构中,近三年累计投资项目数为498项。其中,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为173项,占投资项目总数的34.7%;累计投资金额103.8亿元。其中,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金额为32.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1.1%。主要支持的领域为制造业、IT服务业、半导体、新材料工业等。数据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已成为我省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重点,创业风险投资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在解决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各阶段的融资瓶颈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

  但是,调研中也发现,投资早期项目的力度不足。

  目前,我省各创投机构主要投资于成长期以后企业,而投资种子期和起步期的企业项目占比偏少。其中,投资种子期项目占比18%,起步期项目占比31.5%(两类项目合称早期项目),投资成长期企业占比46.1%,成熟(过渡)期项目占比3.4%,重建期项目占比1.1%。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投资早期项目所占项目比例为49.5%,低于全国60.5%的平均水平。与安徽、湖北相比,投资早期项目所占比例低于湖北(60.4%),与安徽基本持平(49.7%)。与创投环境较好的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地相比,投资早期项目占比明显偏低。同时,早期项目的投资额严重不足,共占所有项目投资额的16.1%,远低于全国34.6%的平均水平。

  为此,我们建议:

  1、财政、发改、科技、经信等部门参照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对投资早期科技型企业的相关支持政策,建立省级创业风险投资激励和补偿机制,采取后补助方式对创投机构投资早期企业进行投后奖励,对投资早期企业的投资损失进行风险补偿。

  2、尽快发起成立我省的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我们了解到,目前有两支基金正在积极推进中。一支是湖南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首期规模8亿元,重点投资于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另一支是湘江海捷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总规模15亿元,重点投资于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这两支基金应力争与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联合设立,共同促进我省的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