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建立“过劳死”补赔偿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建议，建立“过劳死”补赔偿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

　　“过劳死”究竟是谁之过？该如何避免？今天，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向大会提交《关于完善工伤保险制度，防止“过劳死”的建议》，呼吁完善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简化“过劳死”认定的因果关系，防止“过劳死”。

　　现象：“过劳死”呈上升趋势

　　“过劳死”一词最早源于日本，指劳动过程中由于沉重的身体、心理负荷导致疲劳的不断累积，造成原有的高血压或心脑血管等疾病恶化，出现急性循环器官障碍并最终导致死亡。

　　直到2000年10月16日，中国首例“过劳死”案件在上海市静安区开庭审理，人们才意识到“过劳死”现象在我国已经蔓延开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劳动者因过度加班导致过度劳累甚至造成“过劳死”的报道屡见不鲜。

　　2011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对一批“过劳死”案例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近些年来，我国“过劳死”发病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平均年龄从五十多岁突破到三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过劳死”发生的职业领域越来越广泛，企业事业单位有，党政机关也有；普通员工中有，农民工中也有。

　　现状：现有法律体系存不完善之处

　　虽然我国并没有对“过劳死”有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及认可，但我国法律对劳动保障已经有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了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实行每天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

　　秦希燕说，“过劳死”并非在法律上得不到任何救济和保障。根据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违法加班，导致职工“过劳死”的，职工近亲属可以以民事侵权为由诉诸法院，请求损害赔偿；《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视同工伤的情形，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然而事实上，许多员工常常为了养家糊口的薪水，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升迁、职业发展，常常选择“自愿加班”；而一旦发生“过劳死”的悲剧，我国法律上也没有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的明确规定，导致“过劳死”处于难有全面保护的尴尬境地。

　　秦希燕认为，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关于“过劳死”多停留在性质之争上，而法律保障体制方面尚未成熟。

　　建议：建立“过劳死”补赔偿机制

　　秦希燕认为，“过劳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过劳死”具备认定为“工伤”的多个构成要件，完全可以将“过劳死”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处理，将“过劳死”纳入工伤保险保障。

　　除此以外，还应该立法明确“过劳死”的认定标准，并设置专门权威的“过劳死”认定机构，以防止各种纠纷，引发社会不稳定。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按此规定，工伤的举证责任主要在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为了规避行政处罚，仍然可能在举证上懈怠甚至销毁相关证据。”秦希燕建议，进一步强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权利，改变其被动接受工伤认定的地位，变为主动调查，及时派遣专业人员到用人单位搜集相关证据材料。